退休党员帮助老红军后人寻亲圆梦

　　江西退休党员黄振贵帮助老红军后人寻亲圆梦——

　　记者 余星馨 皇甫凌雨 岳小乔

　　黄振贵在徒步中。

　　受访者供图

　　10月的贵州省息烽县，秋高气爽，阳光从树叶间斑驳洒下，成片的黄菊、白菊随风摇曳。青山苗族乡绿化村的小广场上，村民们身着民族服饰，吹奏着芦笙，欢迎黄振贵再度到来。

　　来自江西九江的黄振贵，是一名年过六旬的老党员。一个背包、一个人，343天、8000多公里，从江西于都到陕西吴起。去年退休后，黄振贵完成了“一个人的长征”。重走长征路的第194天，他走到息烽，结下了一段情缘。

　　很多人问他，这么大年纪，为什么要重走长征路？

　　“我是江西人，从小就听着长征的故事长大，很早就有重走长征路、追寻伟大长征精神的念头。”黄振贵说。2025年5月退休后，他终于有机会踏上征程。

　　许多长征重要事件的发生地，因地处偏远、地名变迁，在地图上很难找到。黄振贵想通过实地走访，尽可能考证、还原线路，制作一份可供参考的“长征地图”。

　　虽然做了很多准备，但真正走在路上，黄振贵仍遇到了不少困难和危险：雷电暴雨、突发地震、山石滚落、毒蛇等野生动物、高原反应……

　　“我确实没想到会这么苦。”黄振贵对记者说：“经历了这些艰难，我才真正读懂什么叫‘伟大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口号，而是用血肉之躯走出来的路、用坚定信念扛过来的天。”

　　在老山界，瑶族同胞放下农活带他走出深山，给他打油茶。瑶族同胞对他说：“红军当年从这里过，是我们的祖辈带的路。如今你重走长征路，我们当然要带你。”

　　今年4月25日，黄振贵顺利抵达陕西省吴起县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343天的行走，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能走多远，不完全取决于他的脚力，更取决于他的意志；一个民族能走多远，更取决于它的精神。”

　　一路上，一处处红色遗址、一个个长征故事，都被黄振贵写进了日记里。18本、60余万字的日记，是他这段难忘经历的珍贵记录，也是沿途百姓生活变迁、民族团结进步、传承红色精神的重要见证。

　　2025年11月，黄振贵徒步来到贵州省息烽县青山苗族乡绿化村，听说了老红军柴友福的故事。

　　柴友福祖籍甘肃静宁，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后加入红军。长征期间，跟随红五军团行至贵州，因重伤与部队失散，当地村民冒死救护。后来，柴友福便在息烽安了家。

　　柴友福一直铭记着群众对他的帮助。1952年，柴友福办起了青山乡的第一所公立小学。1973年，柴友福身患重病，临终前，这位老红军仍牵挂着心心念念的静宁老家和家人。

　　黄振贵被柴友福的故事深深感动，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完整记录了这段故事，并在结尾中写道：自己愿意做青山与静宁之间的一道桥梁，呼吁看到日记的读者，能够一起行动，帮助老红军后人寻亲。

　　令黄振贵没想到的是，“这些日记发到网上后，不到一周就找到了。”通过好心人的接力，2025年12月，贵州和甘肃的亲人通过视频连线首次相见。通话持续约5个小时，甘肃和贵州两地的家人都很激动。

　　今年春节期间，柴友福在贵州的亲人驱车前往甘肃，这也是他们第一次踏上故土。老红军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寻亲心愿，终于有了回响。

　　金秋十月，在绿化村的小广场，柴友福的后人们再度见到黄振贵，连声致谢：“黄老师给我们找到了甘肃老家的亲人，我们非常感谢黄老师！”

　　黄振贵笑着说：“能为你们做点事我非常高兴，能够见证你们千里之外的团圆，也是我的心愿。”

　　柴友福的小儿子柴维富，也是一名军人。他22岁入伍，多年来他心里还藏着一个愿望——去北京，看一看天安门，看一看升国旗。

　　黄振贵和记者一道，邀请贵州息烽和甘肃静宁两地的柴友福后人来到北京。大家在首都再度团圆，也共同在天安门广场看了升国旗。

　　10月15日凌晨3时，柴维富早早换上那身绿色的旧军装。“我们太激动了。”一行人起个大早，只为能站得靠前一点，离国旗更近一些。

　　4时许，他们到达天安门广场时，广场上已经围着不少人。两地的亲人们跟着人流来到正对旗杆的中间位置，静静地守候着。

　　6时30分左右，国旗护卫队擎着国旗庄严走近。升旗仪式开始，国歌响起。看着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柴维富和家人站得笔直，跟着旋律唱起国歌。

　　柴维富还带来了父亲柴友福的照片。“我父亲也没有到过北京，能带着他的照片来看一下升旗仪式，也算了却了他的心愿，我非常激动。”柴维富说。

　　升旗仪式结束后，柴维富望着国旗，轻声说：“老爸，你看，现在我们的国家多么繁荣昌盛！”

　　《 人民日报 》（ 2026年10月27日 06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