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5月22日第二十三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来临之际，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宣布今年主题为“从协议到协力：复元生物多样性”（From Agreement to Action: Build Back Biodiversity），以期促进支持《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行动。

　　深圳国际公益学院与中国绿化基金会联合组织益论沙龙，共同聚焦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与保护之间，探究科学的发展方向。

　　被忽略的生态资产

　　古树名木被誉为“绿色文物”“活化石”，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据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普查范围内的古树名木共计508.19万株。树龄在500年以上的有6.82万株，其中1000年以上的古树有10745株，5000年以上的古树有5株。

　　北京市园林绿化局原二级巡视员、园林高级工程师杨志华表示，古树名木是不可再生的宝贵资源，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历史价值、文物价值、生物学价值、生态价值以及景观价值。其不仅是生态文化底蕴的象征、大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载体，同时寄托着人们的乡愁情思，承载着家国文化。但是伴随着城镇区域内道路硬化、局部环境变化带来的古树长势衰微；而野外散生的古树则面临山洪、火灾、雷击等自然灾害的威胁，且缺少专人管护，更易被盗伐、破坏。

　　因缺少系统性研究及法律法规、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古树名木的安危时刻受到威胁。2023年植树节期间，中国绿化基金会启动古树名木保护计划，中国绿化基金会秘书长陈美娜表示，希望号召更多有责任的企业和公民一起加入古树名木的保护工作中。

　　“古树是珍贵的物种，与我们保护大熊猫的意义是一样的。但森林生态系统与一般资源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它的价值很难评估出来。作为生态资产，它是大自然的基础设施，但多年来，它们被重视的程度远不及交通等基础设施。”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秘书长蒋南青说。

　　尽管2022年联合国试图说服参加COP15的各国承诺到2030年保护其至少30%的陆地和海洋。但目前，世界上只有大约17%的陆地面积受到某种保护，不到8%的全球海洋面积受到保护。“30×30”目标的实现可谓挑战颇多。

　　生态系统值多少钱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速率其实一直都很快，我们现在缺乏的是对于整个生态系统的投资和投入。”蒋南青说。

　　在郑岚所在的山水伙伴，正在服务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周边的村民，他们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比如，春天采菌子，夏天挖药材，秋天收蜂蜜，冬天采一些山茱萸晒成干，他们生存的收入是直接来源于自然资源。但随着市场经济的繁荣，村民为回应市场需求对自然索取瞬间加大，如陕西秦岭的笋备受市场关注，一个村子的打笋量很快突破万斤，而打笋的森林是熊猫、金丝猴等生活的地方。“村民收入增加是一件好事儿，但直面生物多样性保护和他们的发展需求，如何去平衡？”

　　长期以来，生态系统价值被简单地看为在山上或者在林子里生存的物种，而忽略了生态系统自身的生态功能，还有生物多样性对涵养水源、土壤，气候变化的作用，以及它对人类健康、娱乐等价值，对此联合国环境署提出 “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它是算一个潜在的价值，比如说一棵古树能够吸收多少碳，对周围生态系统、历史文化传承等提供了多少价值？”蒋南青认为，在发展与保护的冲突中，一个关键的环节在于对生态系统这些价值的获取和利用，没有包含在企业的经营成本里。诸如在人类整个食物系统中，很多食品行业的上游都要依赖于水源和森林，但这些资源被免费使用。

　　“生态系统到底值多少钱？如何证明它是一个有价值的资产，是金山银山？试想，如果投入古树名木保护价值可以测算，能够获得相应回报，大家主动参与古树名木保护的积极性是否会大幅提升？”蒋南青表示，ESG指标体系就是要通过机制推动生态的价值能够量化，作为企业成本内部化。当企业投入资金保护生态系统，其ESG的评级体系分就会得到相应的提升，资本市场会依据评级体系，给予企业资本的回报，以此鼓励企业不断地为生态系统投资。

　　多维度发力打造生态闭环

　　现阶段，绿色发展已成为国际化进程最重要的趋势。生态环境部称，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期间将持续发挥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的影响力，根据“昆蒙框架”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主流化，进一步解决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中存在的根本问题。

　　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保护，是一个多元治理过程，需要政策架构、信息披露……需要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地维持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

　　早在2021年初，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首个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专项核算成果出炉，森林湿地生态有价可循，为打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通道提供支撑。2023年自然资源部宣布我国生态保护红线的划定工作已经全面完成，以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

　　“作为首都园林绿化主管部门，近年出台《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条例实施办法》，让古树名木保护有法可依，并从政府管理层面对古树名木列了专项保护资金，”与园林绿化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杨志华，不仅是政策的推动者，也对生态建设饱含深情，他认为，保护古树名木不仅是保护生态多样性，也是创造一个美好的营商环境，让生活环境更美好。“我们推动古树保护公园、古树保护胡同等以古树为中心的不同形式的古树保护小区。让公众出门进园，开窗见绿。”

　　“《国家公园法（草案）》里，专门有一章叫作社区协调发展，比如国家公园入口社区的建设，比如如何用国家公园的品牌，为当地的企业和村民赋能让这些社区可以得到更好的可持续的发展。”身为实践者，郑岚反对将村民与保护对立起来，“要让村民看见生态的价值，实现生态的价值，让他们感受到自己是家乡森林的守护者。这一意识的建立，有利于村民产出好的产品、带来好的收入，进而激励村民采取好的保护行动。”

　　中国绿化基金会作为深耕国土绿化的基金会，在项目的设计和执行中，处处考虑参与的力量，“我们充分考虑如何与利益相关方更好地合作，包括带动村民加入我们的项目中来，比如委托他们做生态护林员，在云南德宏项目地，当地村民主要工作和收入是做生态护林员，如今已经组建了一个由84人构成的协会，每天巡护基金会做的项目已成为他们的一份事业。”

　　在生态链条的上游被充分调动起来的同时，下游消费者负责任的采购和金融机构在投资中对于生物多样性指标的重视正在反向推动商业界行为的改变。“其中信息披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披露是企业在ESG评级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不仅便于消费者选择负责任的企业，企业自身在资本市场也会得到更高的回报，为此企业也会获得激励更愿意投资到生态系统。”蒋南青表示。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企业把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公司的运营流程、策略、战略结合到一起。如苹果公司，已经基于生态系统的解决方案向再生能源和生态系统修复投资，未来有望变成生态资产，为其实现零碳提供重要支撑。ESG不仅是一套评级指标，也打造了一个生态的闭环，使每个参与者在其中能够得到应有的参与，并获得价值，产生共赢。（庄瑞玉 通讯员 王阳 张弛)